争议：进口押汇担保的银行风险

进口押汇是银行为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提供的一种短期融资。开证行在收到信用证项下单据，审单无误后，根据其与开证申请人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和开证申请人提交的信托收据，先行对外付款并放单。开证申请人凭单提货，在市场销售后，将押汇本息归还给开证行。客户申请办理进口押汇，一般须向银行出具押汇申请书和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同时还须提供保证人；有的银行还要求客户与之签订《总质押书》，然后银行将提单等货权凭证交给客户，并代客户付款。 从上述办理进口押汇的程序看，银行的风险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因为客户不仅要提供保证人，还要签订《总质押书》，将货权凭证质押给银行。对于银行来讲，这种“双保”的业务风险很小。但是，进口押汇的特殊之处在于，虽然货权凭证质押给了银行，但银行毕竟不是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进口商（也即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才是货物的真正需求方，他必须取得并处理货物。于是，在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纸法律文件。通过信托收据，进口商将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银行，银行再将货物信托给进口商处理。这时，法律风险就出现了，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根本没有信托收据这个概念；而且，货权凭证既然已经通过《总质押书》质押给了银行，又根据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银行，银行拥有的到底是质权还是所有权呢？很显然，同时存在的法律文件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存在冲突部分的。目前在我国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托收据”完全是个舶来品，是一种借用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践的做法，我国缺少相关制度规定。因此一旦出现纠纷诉诸法律的话，银行的资金安全并不必然能够得到确实的保障。 纠纷案例 1997年4月7日，原告A银行根据被告B公司的申请，开出不可撤销即期跟单信用证，开证金额为港币2110290元。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价值港币2110290元。信用证开出后，香港C银行向原告发出进口到单通知书及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关单证，要求支付信用证项下金额。原告于4月16日向B公司发出进口付款通知书，要求B公司审核后确认是否承兑，B公司于4月14日向原告A银行表示同意付款。此前，B公司曾于1997年4月15日向原告提出申请，表明对原告开出的即期信用证项下进口牛皮，因进口后分批排产，收汇期要三个月，特向原告申请进口押汇，金额为港币1899261元。1997年4月18日，原告支付了信用证项下款，同时，原告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有关单证交予被告B公司提货。随后，被告B公司再次向原告申请要求信用证金额押汇，期限三个月。 1997年5月8日，另一被告D公司向原告出具进口押汇额度担保承诺书，表示对原告为被告垫付的进口信用证项下押汇款项，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天，原告和两被告签订一份进口押汇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为被告B公司提供进口押汇额度港币1899261元，有效期一年。被告D公司对被告B公司的还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押汇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原告对进口押汇信用证项下货物享有质权，如B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原告债务，原告有权依法处分该批货物。签合同时，原告和被告B公司未知被告D公司有关原告已将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的单证交予被告B公司提货的事宜。合同签订后，原告即于当天向被告B公司出具一份借款借据，借据载明借款人为B公司．金额为HKD1899261元，借款用途为信用证项下押汇，到期日为1997年8月8日。 B公司在借据上盖章确认。此后，被告B公司用信用证项下进口货物进行加工生产，并出口销售。原告在此过程中，未对该货物进行有效监管。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B公司未偿还原告的借款。1997年9月9日，原告向两被告发出催告函，要求其尽快还款。1997年9月2日，被告B公司向原告偿还押汇款港币593261元，余款未还。同年12月12日，原告将被告B公司尚欠押汇款港币1300600元转入逾期贷款科目。以后，原告经追讨欠款未果，遂诉至法院。 以上事实，有信用证、付款通知书、押汇申请书、担保承诺书、押汇协议书、借据、汇转款凭证、催收函、庭审笔录等材料证实。 法院判决认为，原告和两被告签订的进口押汇协议书，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切实履行各自义务。被告B公司未依约向原告还清押汇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偿还欠款及利息的责任，被告D公司作为被告B公司的担保方，对被告B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押汇”的解释，押汇行为是一种以货物抵押为特征的融资方式，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押汇协议也约定，原告对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享有质权，因此，原告和被告B公司就1899261元港币的押汇款。已设立了物的担保关系。由于原告在被告B公司申请押汇之后，签订押汇协议之前，自愿将抵押物的有关单证交回被告B公司处理，签订协议后，又未对该批货物尽到监管义务，致使失去对抵押物的控制，原告对此应承担责任。应视为原告已放弃了物的担保，被告D公司在原告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启示 关于进口押汇的争论，银行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因为日常实务上的需要，银行迫切需要确定的指引，各家银行由于效法不同的实务标准，不同的银行在实务上有不同的操作和制度设计。例如中国银行关于进口押汇的业务规定效法香港的押汇实务。而其他银行可能效法其它国家的实务，有相互之间差异很大。 银行界有一致的观点，即在进口押汇实务中进行制度设计以便在最大程度上保护银行的利益。但银行界无法仅仅在银行实务的范围内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需要司法的明确指引。在进口押汇问题上，银行界迫切需要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给以法律上的明确指引。 因进口押汇操作不当而造成的银行损失有时候会很大。例如本案的银行就将会因担保人解除担保责任，而开证申请人又没有支付能力而产生很大的损失。因此问题不单在开证申请人无法归还因对外兑付而产生的垫款，更大的问题在于银行因叙做进口押汇而无法使原先设定的担保得到落实。因为进口押汇的前提是开证申请人无法付款赎单所以才转做进口押汇，如果银行在开证时设定的担保无法落实，其法律后果对银行将是灾难性的。 而在司法界，关于进口押汇的争论也很激烈，根本原因是目前国内没有专门关于进口押汇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司法解释，最高法院也从未公布指导性的判例。银行界只有在实践中摸索。一直以来，地方法院只能根据贸易实务甚至当事人的约定作个案处理。司法界的产生分歧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无法在现有担保法的框架内找到使进口押汇在实务上解释得通，在实务上又能操作简便的解决方法。原先国内信托法的缺失也接近于使问题无法得以完关解决，而和进口押汇配套的信托收据制度是进口押汇得以最终落实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