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金融监管框架 应对外部风险

处于开放体系的中国经济很多时候最大风险并非来自国内，而来自外部。3月以来，美联储加息受阻，欧洲央行大幅下调三大利率并扩大QE规模，日本央行维持负利率不变。全球主要经济体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转向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其中美国是重中之重。

第一财经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东航金融联合发布《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下称《报告》)。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外部金融风险：靴子落下之后》章节中，分析了外部金融风险以及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判。

沈建光认为，美联储加息与全球金融经济动荡相关性极高。当加息靴子落地之后，美元走弱概率大。同时，美国经济难以承受高利率。沈建光还指出，中国要想真正抵御外部风险，还需改革完善自身金融监管框架。他倾向中国仿效危机后国际改革最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银模式。

高波动、高联结、低流动性，外部风险新特征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呈现高波动、高联结、低流动性特征。” 3月27日上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在“改革和风险的平衡”研讨会暨《中国金融风险与稳定报告(CFRSR)2016》发布会上指出。

沈建光在发布会上指出，美元有三次上升周期，三次贬值周期。美元上升周期都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80年代美元大幅升值发生拉美危机，90年代美元升值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现在美元升值，中国有可能是主要冲击点。

但“历史性加息”后美元走弱概率大。沈建光在《报告》中指出，美联储和市场的沟通相对有效，在加息前市场已经充分反映出加息讯息，进而有了加息前美元上涨、加息后美元回调的现象。如果上述逻辑成立，其认为，此轮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有可能预示美元阶段性见顶。

《报告》认为，从美国情况来看，虽然短期内经济有转好迹象，但考虑到其经济向好主要是靠地产、金融以及页岩气等能源行业的投资拉动，一旦美联储加息带动美元上涨，美国出口行业以及制造业或面临巨大压力，难以承受。欧元区已有诸多经济指标与日本相似，显示欧元区有“日本化”趋势。而日本央行开启负利率，全球风险偏好增加，日元仍难免升值。

“反映到中国，今年最大问题是人民币汇率走势，从两年前至今，美元升值20%。人民币与美元实际挂钩，所以现在人民币成为重要的风险点。人民币一次性贬值或进行资本管制都不是防范风险的好办法。” 沈建光说。

《报告》建议，应一方面继续放开资本流入管制，暂停进一步鼓励资本流出的措施，严堵资本外流的非法和灰色渠道，如地下钱庄等，另一方面通过反洗钱和宏观审慎工具，如采取托宾税的方式，降低资金外流的压力，稳定市场预期。

调整金融监管框架，成立超级中央银行

沈建光认为，对于内外部金融风险的增加，更深一步来看，需要中国“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报告》指出，目前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并没有提出统一意见。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第二是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第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改革最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中央银行，采取超级中央银行模式。

沈建光指出，他更倾向将“三会”并入央中央银行，采取超级中央银行模式。

原因在于，第一种方案，成立更高层面的监管机构，协调“一行三会”，效果存疑。以往并非没有统筹协调监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 然而时至今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台，意义有限。按此逻辑，如果仅是在机构松散的情况下将“一行三会”合并在大决策机构之下，各自内部利益与各部门目标不改变，激励机制并没有形成。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施行又是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期待微观基础分散而决策机构进行专业性判断，帮助多方协调，难度颇大，有些理性化色彩。

第二种方案，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虽然这种监管可以填补“三会”之间的监管真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但中央银行与新成立的监管委员会如何协调却是未知，依然无法改变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机发生，成本必然较高。

第三种方案，将“三会”并入央中央银行，采取超级中央银行模式，虽然其利益牵涉更深，部门调整、人员变动更多，但改革更为彻底，与国际化发展方向更为接近。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中央银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